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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苏格兰探险家芒格·帕克（Mungo Park）出版了一本记录他在西非腹地“探险”的报告。报告中放了一幅由当时英国著名制图师詹姆斯·热内（James Rennell）（宋念申在他的书中也讨论到了这位制图师在印度次大陆的地理勘测工作。参见：宋念申：《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87页。在后文中引用本书均只标注页码。）少校于1798年出版的非洲沿海地磁影响地图。图中清晰地标出了穿越西非腹地的尼日尔河，以及在尼日尔河南方，距离西非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开始出现的一座绵延至中非腹地的山脉。在记录中，芒格也明确地记录了这座宏伟的山脉。芒格在1796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自己清晨动身，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在料峭的山谷里穿行了两英里”，由于自己体力不支，不得不“回到平地，继续向东前行”。到了中午时分，又来到了另一处山地。在“登上了山峰，向东南方向远眺”时，芒格描述自己看到了“远方的山峰”，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高山坐落于强大的孔格王国（Kingdom of Kong）”。作为第一位深入探索尼日尔河，“发现”其自西向东流向的芒格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孔格山脉”（Mountains of Kong）。

从1798年至1892年欧洲出版的非洲地图上，都清晰刻画了这座山脉。在1805年由英格兰著名制图师约翰·克里（John Cary）绘制的非洲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到如下的细节：清晰的埃及与北非、非洲大陆沿海岸线的港口与部分河流、空白的中非与南部非洲内陆——这部分在图上被明确标注为“未知部分”、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的“孔格山脉”。地图上，在那片空白的“未知部分”上，唯一确切存在的就是这座绵延的山脉。

按照中文的拼音习惯，我们将这座“孔格山脉”叫做“空山”也许更为合适。因为，这座山脉并不存在。当欧洲人第一次“发现”了那条水量庞大的尼日尔河时，他们依据“科学常识”确信，尼日尔河必然发源于一座高大的雪山。“空山”便这样在19世纪欧洲人的脑海与地图中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19世纪末，当蒸汽船的能效显著提高，欧洲人可以沿着尼日尔河、刚果河逆流而上，“探索”非洲内陆，并填补了地图上那一大片空白之后，这座“空山”才正式从欧洲人的世界观中淡出。取而代之的则是被欧洲人切割的破碎大陆。

芒格眼中与詹姆斯笔下的“空山”是欧洲人依照他们的秩序观，对世界进行“图绘”（mapping）的产物。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个世界无比真实。横贯非洲的“空山”既刺激着欧洲人“探索”世界的欲望，也确证着他们赖以认识世界的傲慢定见。

没有什么能比地图更能充分地将“空间”这一概念背后的历史性与政治性，以一种最直观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一种对世界复杂秩序的抽象，地图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将“地理知识”的横截面展现在它的读者们面前。同时，这种截面式的展示，隐去了制造这种知识背后的主体，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将原本从特殊性经验中产生出的理论抽象，包装成为了普遍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将纷繁未知的现实，裁剪成能被理论抽象所解释的样子。“空山”便在这种颠倒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中，在欧洲人的世界中存在了一百年。

《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由时间断片造就的普遍性幻觉呢？用宋念申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地理知识积累的动因和过程，带入地理学讨论中”（第16页）。在他的新著《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中，宋念申将地图作为他思考的抓手，将一张张作为知识截面的地图沿着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堆叠起来，为我们形象地展现了一个地方性知识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这个普遍化的过程从对自我与他者的清晰划分开始，通过将自身的秩序观，向他者的“投影”而逐步实现。因此，本书明确将地图视为“人们对空间的想象”（第21页）。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一系列具有“后殖民”、“后现代”色彩的研究便着重用一种福柯的方式，对普遍性知识进行解构，强调知识生产背后潜藏的强烈权力关系，以及知识在构建权力的文化霸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这种视角下，地图被从客观性的神坛上拉下，成为了一种纯粹主观的“想象”、一种权力的“制造”。诸如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更是直白地在他的名著《如何用地图撒谎》（How to Lie with Maps）中表示，“用地图撒谎不仅很容易，而且还很必要”。因为，将“三维的世界投射到二维的平面上”这个活动本身，就必然充满着大量的抽象与扭曲。

在这条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脉络中，“帝国”是其预设的政治实体。它拥有权力，并积极动用一切文化、经济与政治的资源，按照其面目塑造世界。换句话说，“帝国”是这种“想象”与“建构”的当然主体。而对地图进行后现代式的分析与批判，则是对帝国这种可以进行“投影的权力”（Arthur Jay Klinghoffer, The Power of Projects: How Maps Reflect Global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6）进行解构。在这种投影下，西方制图学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抽象，被等同于现实本身。进行理论抽象的主体，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隐去。普遍性便在现代人这种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式的“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ation）的进程中出现。而在这种“普遍性”的想象中，现实也潜移默化地在人们脑海中成为佐证理论的客体。“空山”在这个意义上，便在芒格们的现实视野里，以及热内们的理论抽象中，作为“事实”存在了100年。

后现代与后殖民者们对权力的解构似乎无懈可击。在宋念申的书中，也清晰地回应了欧美地图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浪潮（第21-28页）。我们也很容易将他的问题意识，简单化为对这条思想谱系的延续。即用亚洲的案例，去佐证一个后殖民、后现代理论的又一次尝试。然而，本书的意义远不在于此。宋念申用“让我们从中国开始”（第28页）这句话，将主体性问题引回到了讨论中来，并以此消解了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背后被隐去的普遍主义霸权。

后现代理论对权力的解构假定了权力本身的同质性。这种假定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秩序观念。它的普遍主义霸权潜藏在对“被统治者”、“被殖民者”主体性的否定基础上。后现代理论默认，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展开的秩序关系，一种几乎外在于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的“能量流”。人因此仅仅是尝试使用“权力”的工具。而掌握了更多权力的“国家”，则总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对“弱者”或是“那些四处流动的人群”进行统治与规训。在这个认识框架下，国家机器被视为一种“简单化”的，自上而下的暴力。通过将“真实的社会活动”压缩为“简略的地图”，国家权力以统治为名，展开了它对事实的塑造。（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页。）人群在小规模尺度上出现的互助行为，则被某些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理想化为一种天然存在的“自发性”、“自主性”的秩序。这种理想化的小规模自组织行为，也被假想成超越“趋于固化”“服务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的现存国家制度的唯一途径。（詹姆斯·斯科特：《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23页。）

在这个层面上构筑的普遍性霸权，建立在消解空间维度上差异性的基础上。乍一看来，这种理论将人类社会长时段的变迁纳入了考量，也似乎采用了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研究样本。然而，在这种虚假的多样性背后，潜藏了几乎与殖民者一样的世界观。殖民者对欧洲之外世界进行他者化的认识论，目的在于强调依照自身面目对他者进行改造的“合法性”。这种世界观将自身所在的时空经验，假想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经验。并执意希望把现实改造成他们所坚信的样子。而这个理想形态，则毫无疑问以他们自身所处的时空为坐标基点。殖民的辩护者与实践者们站在“国家”的视角下，坚信他们肩负着对世界进行“启蒙”与改造的责任。在这条知识脉络中诞生的后现代与后殖民，并未真正从认识论层面上超脱这个西方中心式的普遍性霸权，而仅仅在形式上，宣布自己要跳出“西方”“国家”，甚至“人类”的中心主义，去凭空塑造一种否定的哲学。这种形式上的反抗表演，仍旧坚定地遵从西方启蒙时代便开始形成，随着殖民扩张而散播到全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而展开。

以后现代、后殖民为名的霸权者声称要恢复那些被殖民者视为“他者”的主体性。但实际上，那些在这种视角下被“发现”的“主体”，仍旧带着西方启蒙世界观所规定的认识论镣铐。他们，仍旧遵循着“国家-个人”“西方-东方”“统治-被统治”“现代-古典”“工业-农耕”的严格二分。因此，对霸权的抗争则被简化成为个人对国家的反抗、东方经验对西方经验的替代、被统治者逃离统治的社会行动、古典对现代的复辟、农耕（甚至是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对工业的彻底取代。在这种带着“抗争”面具的表演中，被认识论霸权所压迫的人们，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主体、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生活，也失去了自己的未来。他们在未有一个良好国家之前，便已经失去了能够保障其安全与发展的国家；在未能见到现代化之前，便被否定了走向现代化的权力；在未能成为世界平等主体之前，便被永远锁定在了时间胶囊里。

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一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评论短文中写到，“未来业已到来，只是分配不均而已”。我很难想象，当面对被殖民者屠杀的巴勒斯坦人、被帝国主义军事与金融机器无情剥削的巴西失地农民、印度尼西亚工人与农民、刚果与纳米比亚的矿工时；当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结构性暴力机器时，那些生活在美国、西欧，在大学里或是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却还在心安理得地继续喊出去国家、去工业化、反现代化的口号，并将这种第一世界的虚假意识形态，当作是拯救世界的药方，并包裹上反权威、反压迫的面目，重新灌输给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人们。

正如宋念申在书中所揭示的那样，现代地图学对全球的规制与现代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建构密不可分。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背后，是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物质发展。这种建立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世界体系，通过点对点的航海、航空贸易线，以及沿着这些贸易线而产生的信息线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充满孔洞的网。在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连接这张世界网的这些贸易线、信息线，最终都汇聚到少数几个关键节点上，形成了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这张世界网中，边缘与边缘之间必须通过中心才能发生联系。这张世界网无疑将世界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但透过网的缝隙，我们便能看到，各种不同规模的共同体组织形式、不同性质的国家也都从这个网的缝隙中掉落、并被遗忘。

相比之下，这张世界之网背后的认识论霸权则显得更加密不透风。它之所以密不透风，并不因为它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将自身隐藏在虚假意识的面具之后。发现它一方面需要我们“颠倒”我们的视角，从被治理、被遗忘、被规制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种世界网的局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通过历史化的方法，对这张世界网构造的一系列自称“普遍”的全球秩序话语及其认识论进行祛魅，将它们还原为特殊语境、特殊共同体、特殊时代下、并不完美且不断演变的人造物。

实际上，这张世界网构造出的全球性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这一进程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用一种霸权中心式的一元论秩序观来认识世界、规制世界、并最终垄断世界的倾向。这种秩序观假定，秩序的来源必须是一元的。它由一个或者一组被视为“强权”的机构提供。强权的在场，不但保障了和平，也保障了国际经济秩序高效、有秩序地繁荣稳定。秩序的形成，是权力自上而下向“无序”空间的延伸，也意味着强权者对空间的占有与控制。

在这种秩序观下，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控制空间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空间本身的延展。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可被控制的空间逐渐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天空、宇宙，以及今天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被人类创造出的新的数字空间。在这里，空间不单单意味着上述的物质性空间，它还包括由物质性空间所承载的人的精神空间。由此，霸权中心的秩序观对世界的“创造”，便必须是一种通过强力、制度、律法、标准、规则、知识、文化等途径，试图实现的整体性垄断。

“从中国开始”就是对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抗争。这当然不是要我们用一种中心主义去替代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是要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与知识的结构性霸权中，

通过对“中国”的主体性地位的声张，来重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真正的多样性。在宋念申的讨论中，“从中国开始”表现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中国地理知识及其世界秩序观，与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地图学”之间的有机互动（第221-230页）。在这个进程中，既有欧洲传教士们用“大洲”诠释“寰宇”，用“帝国”理解“中国”的尝试，也有清政府调动传教士，第一次尝试在“地图国家”的视角下，测绘国土，绘制《皇舆全览图》，并以此来审视并管理自己所处的空间（第264-269页）。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变，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回应，而是在绵延的历史进程与不同主体互鉴、互通、互动的有机结果。

实际上，恰恰是在多主体的有机关系下，在西方殖民秩序试图宰治世界的力量，与世界不同主体反对宰治力量的复杂互动中，现代世界秩序才得以形成。秩序既不来自某个神秘力量自上而下地创造，也不来自人们“天然”便有的“自主”倾向。我们更不能假定，启蒙哲学以来构想的原子化个体，是分析世界唯一可能的基本单位。

在宋念申的讨论中，充满着多样的主体。我们既可以看到诸如“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蒙古”这样的“国家”，看到“欧洲”“亚洲”“东亚”这样的区域观念，也能看到诸如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非国家主体”，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个个来自欧洲殖民时代的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官员，以及面对他们的亚洲知识分子们。所有这些主体，都不独立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存在，都没有被某种虚假的普遍性所遮蔽，而是作为实践性的、活着的、动态的主体，在与其它主体的互动中，回应着自身与时代的问题。秩序便在这种主体的互动关系中，有机地形成并不断变迁。而与此同时，秩序也并不外在于时空，而是在时空之中持续塑造着不同主体的自我认知。主体性也就是在这个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张力中，才真正得以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