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拟撤销31个专业，兰州大学拟撤销3个专业，湘潭大学拟撤销7个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拟撤销3个专业……近期，国内多所高校陆续发布2024年度专业调整情况。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31日，已有19所大学发布相关公告，撤销或暂停招生的专业共计99个。从撤销专业的学科门类看，根据近5年数据，工学门类以30.95%的占比高居榜首，成为撤销数量最多的学科类型，管理学、理学紧随其后。
工科专业调整撤销为何会高居榜首？撤销与新设的工科专业有何逻辑和特点？今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培根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邬正阳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近十年我国工科专业调整：逻辑与反思》的论文。
上述论文指出，近年来，我国逐年提升传统工科专业的裁撤点数，并有激增的趋势。工科专业结构调整成为工程教育的热门话题，要正确认识传统工科专业的“体”与“用”。传统工科专业要常以为新，重在专业和课程的边界再设计，专业的新设和裁撤切忌盲目。
史上最热调整潮
上述论文披露，据教育部2013—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统计数据，我国工科专业十年来新增备案布点数为7566个，共涉及240个工科专业；新增审批专业布点472个，涉及128个专业，其中新专业数量占比极高，十年间共开设96个新工科专业，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等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均在300个以上，这些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总数超过2000个。
“毫不夸张的说，我国工科专业迎来了史上最热的调整潮。”李培根和邬正阳在论文中指出。
两位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为了在生源和就业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我国高校在新专业开设中不断发力，并衍生出相应的辅助举措，如高校在院系层面通过组织变革和院系更名来实现院系的“数字智能化”，亦或在传统工科专业下开设新的方向来实现专业的“数字智能化”。
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求新求全，“乐此不疲”。在招生逻辑和政府逻辑的推动下，应用型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大刀阔斧”急进式推进，从统计的新专业布点院校频次分布来看，应用型高校是各年度新专业开设的主力军，活跃度明显高于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往往将新增专业，尤其是开设新专业作为规模扩张、生源和就业质量提升的路径依赖，故而在战略抉择中保持较高的热情。以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为例，目前共有303所应用型高校开设，占比约为90%。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尝试坚守专业结构，但“逐渐沦陷”。研究型大学的专业结构完整且稳定，新增备案和撤销专业点均为少量，专业调整多受学术逻辑的推动，对于“热门”新专业开设一般持谨慎态度。但是最近一些年，受限于生源质量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很多研究型大学也逐渐开始妥协，在新专业申报中逐渐展露出积极性，很多“双一流”高校，甚至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陆续开设类似于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专业。
撤销和新设的专业有何特点
根据上述论文总结，被裁撤的工科专业主要呈现以下逻辑特征：第一，撤销专业点主要为典型性传统工科专业；第二，撤销的专业能够在新增审批专业中以“智能/智慧+”的形式呈现；第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子计算机等核心技术衍生的工科专业正在逐渐消退，传统的“热门”专业逐渐“降温”。
新设工科专业主要呈现出以下行动逻辑：第一，“智能/智慧+传统工科”成为典型的新设专业模式，如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造、智能采矿工程等将近20个新专业。
第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积累，日趋成熟且独立的新技术尝试着去搭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寄希望于新技术知识体系制度化而成为新专业，如增材制造、虚拟现实技术、物联网工程、区块链工程等技术成为新专业。
第三，国家重大战略和卡脖子技术的社会需求映射到专业建设上来，如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储能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第四，专业调整尝试着耦合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如新能源车辆工程、网络空间安全、保密技术、密码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乃为国家战略而生；而茅台学院的白酒酿造工程、浙江理工大学的丝绸设计与工程等新专业则天生带有服务区域产业的基因。
第五，寄希望于交叉和融合而出新，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如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技术等专业。
不过，李培根和邬正阳对当下工科专业调整提出了几点反思，例如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当传统工科专业冠名“智能”或“智慧”之后，专业真的更加智能吗？基于技术(特别是作为典型工具的技术)、装备或产品设立新专业是否有必要？大量开设新专业是不是学科交叉融合最佳的路径选择？新专业是否能够涵盖其前沿技术和反映其知识体系的真谛？传统工科专业在短期内的招生竞争力减弱，甚至很多高校大量裁撤传统工科专业，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工科专业没有竞争力，或者已经过时了？
建议：专业的调整要摒弃功利性
“面向新专业开设的热潮，我们需有清晰的认知，仅仅是名称上的标新立异容易滋生乱象，非理性的专业调整更会误导人才市场的需求。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影响和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工科专业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和应对？”李培根和邬正阳在论文中提出了几点建议。
两位研究者认为，对于传统工科专业而言，要以其专业领域问题为“体”，新技术为“用”。谨慎开设单一技术或工具类专业，针对科技前沿而开设特定的新专业(如类脑工程)有其合理性，前提是这一类专业面向未来需求，且其对象和主体知识框架是现有工科专业所不能覆盖的。但这一类专业开设只应发生在少数有条件的一流研究型大学。针对未来需求的全新技能型人才(如AI相关的)而开设的新应用型专业，也应暂时局限在少数真正有相应学科积淀和专业实力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他们还指出，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是大趋势，但我国专业设置却有越来越细化的倾向，过多地新设专业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一轮的专业过度细分。虽然专业不是一级学科，而是处在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点上，但科技的发展致使专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能以大量设置新专业去应对科技发展和企业的人才需求，甚至国外已有一些大公司在招聘人才时不太看重专业属性。
李培根和邬正阳建议，专业的调整要摒弃功利性，有自己的底色和坚守，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就撤销传统或“冷门”专业。目前的新专业虽然号称应对新技术和产业发展前沿，但大多数本可在原有传统专业体系下通过专业边界再设计或设立新方向而解决。高校要防止盲目追随技术和产业经济热点而放弃人才培养的主体性，避免传统工科专业大量被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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