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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留学：“后种族”的迷思与“被沉默”的中国学生🏆加拿大pc预测超准的的🏆直播🏆结果🏆算法🏆分析🏆走势查询服务🏆十年信誉🏆

在英国高校财务危机日益严重、中美地缘政治冲突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亚洲国际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在英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最新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在2021/22学年为英国经济贡献了419亿英镑的收入; 平均而言，英国每个议会选区因国际学生而增收5800万英镑，相当于每位公民约560英镑。（Universities UK, 2023）。

学生和家长在英国留学展台咨询

在679970名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国际生中，数量最庞大的就是中国留学生群体，占据了总数的五分之一（151690名），其次是来自印度的126535名学生和来自尼日利亚的32945名学生 （Universities UK, 2024）。从经济收益而言，根据最新估计，中国学生支付了英国一些顶尖大学授课型研究生学费收入的约四分之三；咨询公司 dataHE 的计算表明，罗素集团机构在 2021/22 学年的学费收入约为88亿英镑，其中23亿英镑（26%）来自中国学生（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然而，最新一轮覆盖24个国家、155所院校、12万国际学生的国际学生晴雨表（ISB）大型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学生反而是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报告遭受歧视比例最高的学生群体。2024年，有41%的中国学生报告因种族或民族身份和国籍的综合因素遭到歧视（相比2022年，基于种族或民族身份的歧视比例为35%，基于国籍的歧视比例为37%，有所增加）这个数字是印度学生（20%）的两倍，也远高于尼日利亚学生（18%）和巴基斯坦学生（23%）（Etio, 202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这个结果似乎令人意外。二战后，西方大学逐渐将自己展现为超越种族界限的象牙塔，标榜着机会均等与优绩主义，给人一种种族歧视已成历史的错觉（Tate & Bagguley, 2017）。但现实远比这复杂。

中国留学生及家长在评估了各种风险后，往往认为英国是老牌精英高校云集、社会文化环境又相对温和安全的留学地选择。中国学生在英国遭受的种族歧视鲜见于报端。但伦敦大学学院的Johanna Waters教授指出：“国际学生总体上仍然不被关注，只有在涉及移民政策讨论或遭受种族主义和身体暴力时才引起公众注意。或许，后疫情时代人们会更加意识到国际学生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国家如何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并忽视了他们。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从伦理上回应国际学生的活生生的体验——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冷冰冰的摇钱树。”

Waters的评论深刻揭示了国际学生在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西方高校中的困境：其作为“被货币化的客体”（monetarised objects）视为理所当然；而其作为“被种族化的主体”（racialised subjects）的生活体验和相应的人道主义关怀则长期被忽视。同时，东亚，包括中国留学生，常常被隐藏在“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之下，这看似是一种正面评价，包含了对亚裔群体在学术、经济和社会成就上成为其他族群的楷模的期待，实则掩盖了深藏的歧视与偏见。人们常将东亚，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与“勤奋刻苦”的形象挂钩，甚至戏谑地认为他们在数学等科目上拥有“种族天赋”。在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叙事中，个人成功完全取决于其努力与才智，教育被看作是提供平等机会的公正舞台。然而，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往往忽视了种族不平等的存在与影响。“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不仅被用作与其他族群的比较工具，暗示对于亚裔群体不存在种族偏见和教育机会上的不公，而且还给亚裔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压力。他们常常感受到来自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期望，仿佛只有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种叙事下，任何学术上的挫折或困难都被简单归咎于个人努力不足，而非种族主义或制度性不平等的结果。这种现象不仅使种族歧视问题被边缘化，而且当中国留学生遭遇微侵犯或公然的种族主义时，他们往往选择默默忍受或自我责备。基于覆盖13个英国高校的54名学生的访谈，本文试图揭示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对种族主义的真实体验和内心故事。本文的访谈资料来源于两个相关的研究课题，课题一于2019年12月开始数据收集，并于2020年4月完成；课题二于2021年3月开始数据收集，并于2021年6月完成。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交叉性与隐蔽性

在对中国留学生的访谈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种族主义。”尽管一些学生可能经历了种族化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是指那些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言语或行为，如对口音、外貌或文化习惯的贬低和嘲笑，对少数族裔或边缘化群体会造成负面影响和歧视），但很多人不会立即将这些经历归因于种族主义。我们的研究显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英国社会中缺乏“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话语，使得中国学生难以识别和表达他们所遭受的种族歧视。

首先，由于英国缺乏“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语境，这可能影响了中国国际学生的“种族意识”。“种族意识”指的是对种族群体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对种族相关的特权和偏见的认识（Cane & Tedam, 2022）。很多中国学生缺乏在多种族的环境中生活的经历，往往较少把自己的遭遇归因于种族歧视。例如，方同学（男，本科生，计算机科学）在被问及是否有过种族主义经历时，表现得较为犹豫不决：“我不知道如何定义种族主义……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在种族歧视。”尽管他回忆起曾被人用“Chinese”这个词咒骂，但他仍然认为：“你无法确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只能说这种事情确实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不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种缺乏明确种族主义语言的现象削弱了他们识别和挑战种族歧视的能力（Paul, 2014）。意识到并识别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王同学解释道，“我感觉其实是这样子的，一般的中国人或者刚来的留学生他们听不懂别人在歧视你，而我在这边时间长了，我知道别人在歧视我，是这种意思。”

其次，种族与性别和阶级等其他权力轴线的交叉，复杂化了种族主义的影响。一些受访者倾向于将某些微侵犯归因于诸多其他因素，种族因素并非首选。例如，孟同学（女，博士，心理咨询）在爱丁堡的街道上遭遇醉酒男子的言语和物理攻击，但她将这些经历归因于性别而非种族：“未必。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矮小的中国女性。”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交叉性（Crenshaw, 1991）的影响，即种族微侵犯不仅由种族单一因素塑造，还受到性别、阶级等其他差异轴线的影响（Collins & Bilge, 2018）。这种交叉性可能掩盖了种族主义可能存在的更高的风险，并使得学生们更难以识别和应对这些风险。

此外，文化差异常被学生们用来解释他们的经历。例如，刘同学（女，本科生，机械工程与核工程）认为她遭遇的歧视只是学生霸凌，因为对方“从未说过那个C [中国]word”或提及她的中国背景。一些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新种族主义，表现为更突出的“微妙”和“间接”性质（Balibar, 1991），实现了“没有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Goldberg, 2008）。文化差异的解释也常常掩盖微侵犯的种族化归因。例如，当学生们为了庆祝中国春节在窗户上贴上装饰剪纸时，有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日常生活中，一些学生认为他们遭遇的歧视是因为英国人认为中华文化相较于英国文化是“落后的”，并倾向于使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这种现象。朱同学（女，研究生，TESOL）说：“他们[英国人]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封建社会。”莫同学（女，博士，金融）补充道：“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精神和文化生活，教育也远远落后。”谢同学（女，博士，纺织设计、时尚与管理）说：“但本地人我觉得确实是，他们有那种日不落帝国的那种骄傲。我觉得他们还蛮骄傲的，骨子里面带的那种，我们国家是非常有历史的国家，我们在欧洲很强，曾经很强，对吧？他就会觉得你们别的国家可能都比较土一点，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于那些歧视中国文化者，谢同学觉得“他们现在就跟以前清朝的中国一样，我们很强，我们不需要去学习别人。你们中国就是异类……”对此他表示非常无奈，因为这些观念多是来自于社交媒体不公正不客观的报道，而他认为，一个没有来中国看过的人，是没有权力去评判的。

这种情形可能揭示了新种族主义的隐秘性，它与文化和民族差异的概念紧密相关，这些概念不仅具有歧视性和排他性，还维持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致少数族裔被“他者化”（Balibar, 1991）。特别是西方社会中的反亚裔/反华种族主义，其历史源远流长，与东方主义（Said, 1978）和“黄祸”话语（Lyman, 2000）紧密相连。东方主义，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东方”或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描绘成西方的“他者”，充斥着“异国情调”、“色情”、“落后”、“非理性”和“无法理解”的刻板印象（Said, 1978）。而“黄祸”这一话语形象，更是将整个地区及其人民塑造成西方文明的可怕敌人——“一个喷火的龙”（Lyman, 2000）。这些话语不仅为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推波助澜，也为现代的种族主义行为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Miyake, 2021；Pang, 2021）。与古典种族主义不同，新种族主义更加强调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此为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反亚裔/反华种族歧视找到合理化的借口。

Miyake (2021) 指出，现代的反亚裔/反华种族主义是新东方主义的体现，它不同于使用科学-种族语言的古典东方主义，而是采用了司法-政治和经济的语言，更具有隐蔽性，进一步助长了当前全球背景下的恐华情绪（Lee, 2020）。这种现代新东方主义还涉及生物-文化种族化，即通过生物特征（如眼睛大小）和/或文化习俗（如饮食习惯）来赋予并固化种族意义，这可能导致包括中国社区在内的东亚群体被他者化（Garner, 2017；Murji & Solomos, 2005）。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新种族主义常常表现为对中国留学生的刻板印象和排斥态度。王同学举了一个例子。有天他陪自己的学妹去学校里领购实验器材，需要学生卡。那个员工一看到学生卡就笑了。他回忆道：“你的眼睛……I can’t see your eyes open”。但是他的学妹浑然不知自己正在遭受歧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比如说我要一个小玻璃瓶，还有一些注射器。他就举着注射器说is that your weapon，这是你的武器吗？当然了一般人应该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是一种什么心态，他认为你所做的实验要的那些器材，其实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中国学生遭遇的种族化微侵犯经历，往往反映出新东方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的交织（Miyake, 2021；Said, 1978）。王同学决定不要息事宁人。当天回来他就写了一封邮件，投诉了学校员工的亚裔歧视。后来，那个员工就“消失”了几天；等再回来的时候说话就再不“阴阳怪气”。王同学认为这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反对种族歧视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哪怕你英文不好，对吧？你做出一些肢体上的反抗动作，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什么都不做，默默忍受，导致了人家变本加厉。所以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这种形象、公信力还是有待于我们新一代的人去努力树立，去努力增强，也要向其反抗，不能息事宁人。”

常见即合理？

我们的研究显示，很多中国留学生可能有被“微侵犯”的经历。但如何理解这些“微侵犯”，却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常见的看法是个体化的归因。例如，柯同学（男，研究生，会计专业）表示，他已经习惯了某些“微侵犯”的经历，但并不肯定这是个体差异还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解释道：

我觉得歧视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不分国界。就像咱们还整天有的人喊印度阿三，对吧？这个东西是全世界的一种，不是说你一个国家就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就算发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吧？……真的是看个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素质高低、教育背景，这些都会给他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personal的事情，我觉得我倒不会把它上升成为种族的。

柯同学的想法得到了其他几位受访者的赞同。陶同学（女，本科，数学与金融）认为“这只是一个社会现象。如果它发生在你身上，那是你的运气不好”；因此“不要太在意”。这反映了一种常见的想法，即中国国际学生倾向于不做种族主义的归因，而可能将其视为个体差异——不幸的“坏苹果”，“被鄙视为天生‘坏’，不知好歹”（Valluvan, 2016, p.2241），而不是将其视为系统性的问题。一些学生尝试理解对方，常见的表达包括：“他们没什么恶意吧”；“他只是开玩笑”；“不要太在意”。但同时，这些日常经验也可能体现了日常种族主义（Everyday Racism）频繁且隐蔽的特点，以至于被视为常态，甚至被否认 (Essed, 1991, 2002)。日常种族主义将个体微观行为与制度宏观结构联系起来，通过无意识的权力行使，实现霸权权力结构系统的再生产。

一方面，一些人可能忽视结构性现象、倾向个体性归因。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也在个体层面上发展出应对策略。例如，王同学（男，博士，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分享了他被言语和身体上虐待的微侵犯经历：

之后我就跟他们理论了几句，他们就开始推搡起来，我就很生气，他应该没有想到我会闹，因为人流量比较多，周围全是人。我就大声讲You fucking racist。所有人都看过来，我就闹得很大。……他们推搡我，但是我没还手，我一直没有还手，因为旁边有人掏手机在拍。但是令我比较难受的是，那天旁边有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或者亚裔面孔，很多很多就在旁边看，在拿手机拍，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说自己的同胞被欺负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说话或者劝劝架之类的。不仅仅是咱们中国同胞，包括其他英国的一些人就很冷漠地站在那边看，拍视频，整个事件下来唯一帮我说过话的其实就是坐在门口的一个流浪汉。他帮忙说了几句话，说你们这么做不对。

王同学的经历表明，也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在积极地反抗；然而，这种反抗通常局限于个人行为，由于大多数的沉默和群体团结的缺失，难以挑战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但他也重申自己理解这一点，因为他觉得那些“新”来英国的人可能缺乏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意识和理解。这也被Wong等人（2021，p.365）观察到，他们认为在英国的大学中，学生们通常在面对同胞遇到的种族歧视事件中反应消极。然而，“旁观者”立场并不是由于缺乏责任或义务感，而是由于对问题的有限知识，使他们感到没有资格干预种族化冲突。

除了个体化归因外，另一个常见的行为与“内化的东方主义”息息相关（Moosavi, 2020, 第286页）。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生甚至将责任归咎于自己。例如，班同学（女，研究生，国际教育学）认为，“落后就要挨打”；如果国际关系中的“较弱一方”受到歧视，那是“正常的”。因此她认为：“最好把期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他们会给予我们应得的尊重。”这表明像在英国的中国学生这样的种族少数群体如何通过再生产相同的新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和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来理解他们的经历并应对它们，他们通过欧洲中心主义的比喻可能将自己重新置于相对西方的弱小与落后的语境中。在这种背景下，Moosavi（2020）指出，东亚学生往往倾向于接受并支持东方主义刻板印象，这反映了通过采用这种在更深层次上再生产新种族主义的主导话语而产生的自卑感。然而，也有另一种理解，即中国学生通过给予冒犯者“疑罪从无”的善意解读，或内化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来为他们经历的种族化微侵犯加以辩护和合理化的倾向，是其希望超越“受害者”身份并策略性地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经历，来主张少数群体的能动性的一种积极策略。

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我们也观察到，这种通过同伴和大学的支持也可以重新培养一种在英国社会中的种族意识。徐同学（女，研究生，国际商务与商法）说自己就在这方面得益于室友的热心帮忙。她有两个室友，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美国人。“我的那个美国室友他自己本身是黑人，所以就对这种事情更为理解一些”；英国室友则“可能是因为英国人，对这边的学校可以安排的事情比较了解，就问有没有和学校联系之类的”。在两位室友的帮助下，连续一周学校为其安排了多位学生代表聊天，并详细介绍了以后如有此类事件发生，有哪些沟通解决的渠道。因此，徐同学认为彼此之间应该有意识地多去交流沟通，“就像我之前也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遭遇了种族歧视，但是通过他的经历，我就印证了我那次一定是被歧视，多些人一起交流的话，可能就会确认一些事情。了解到自己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注意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沉默，还是被沉默？

郭同学是一名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生。一天，他正在屋里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他说，“我眼镜儿也没擦干净，衣服也还没穿上，过去一看，看见一个人，我都看不清他长的啥样。他就跟我说住在我楼上，他老婆在那边那个阳台那等着我，他给我说是啥东西掉那，让我帮我捡一下。”起初，郭同学出于安全考虑，警觉地没有开门，反复询问对方的动机和身份。经过几番沟通，他后来才去阳台上去检查，“为啥我前面没看见，它是一个透明的塑料棒，还很细，可能是用来当一个搅拌的东西做菜用的”。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闹了个误会，并因此感到自责。“我以为是清早的敲门，是想干啥？会不会也是像之前他们新闻里面说存在hate crime（仇恨犯罪），或者是存在诈骗还是这种犯罪行为，其实就只不过是邻居之间互相帮助，说我掉了东西帮我捡一下这个事儿”。 郭同学事后觉得有点懊恼：

是我不好吧。但是因为之前渲染了这个社会的风气，就给我带来这种方面这个影响，就让我觉得存在这样一个危机，我就会对正常的邻里交往都有一个比较排斥的心理，使得有这么一个误会。本来人家只是想请咱们帮个忙，捡个东西，结果咱们还以为是对方是跟咱们有什么争端呢，我就把这个塑料棒从门口递给那个印度老大爷，他说个谢谢，然后他问我说其实我也不把你咋样，为什么是这个态度，我就说没事儿，你就回吧，have a good day。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他就上去了。

郭同学的这一经历反映了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生活中可能因担忧种族歧视问题，而采取了过度防御的心态。这种心态虽出于自我保护，却可能无意中加剧了与当地群体的隔阂。郭同学因对邻居的过度防御，错失了与邻居和当地群体建立联系的机会，长期看可能加深了他的孤立感。此外，自我责备的态度可能无意中强化了一些负面的文化刻板印象。看似沉默和回避的策略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减少微侵犯行为。然而，这样的策略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加强种族化，并加剧针对亚裔尤其是华人的种族主义。此外，回避策略还可能助长中国文化中将学生视为“安静”和“顺从”的持续存在的文化刻板印象，进一步促进“模范少数族裔”话语的再生产（Yeh, 2014）。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可能涉及种族主义的“微侵犯”可能并不能通过个体层面来解决，中国留学生可能在英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被结构性的忽视和边缘化。这种“隐形化”现象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经历中，也反映在制度性的各个层面。

林同学是一名在英国攻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在一次访谈中，她谈到了自己在某大学中的隐形感受：“我觉得在各个方面都被‘隐形’。”她以大学的一个著名奖项为例描述了她的经历。要赢得该奖项，本科生需要每学年完成一个“挑战”。在第二年，这个挑战是“社会正义挑战”，其中包括一个关于种族主义的子主题。然而，林同学发现，所有的案例研究都是关于反黑人种族主义，没有人提到反亚裔种族主义。她还提到大学的官方Instagram页面，质疑其“多样性”的表现：“我看到很多欧洲学生，国际学生，但我没有看到黄皮肤的亚裔学生，我看到不同肤色的代表，但不是真正的我们。是的，我觉得应该有人揭露大学的制度性种族主义。”

另一位留学生阮同学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在访谈中提到，她的大学在每年的黑人历史月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增加人们对反黑人种族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然而，她发现，在这些努力中，东亚人和反亚裔种族主义依然被忽视。阮同学说：

我不得不从新闻中了解我的同学们发生了什么事；老实说，除了那些在同一个项目中的人和在校园里遇到的人，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大学里有多少亚裔学生。”这种对亚裔学生的忽视，使得他们在校园中的存在感极低，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立感。顾同学说，“现在学术上讨论的比较多的群体，像教育研究讨论里面，比还是比较偏黑人。我们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被人忽视的一个群体。而且可能我们到国外就比较边缘，就觉得自己赚好一份钱，读好自己的书就好了。……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会觉得伤害性还是很强的。

这些例子再次重申了英国大学中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更广泛的“消音”和隐形化过程，导致了对中国/东亚学生的制度性排斥，亚裔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在校园中的存在感被极大削弱。即使大学采取措施提高“包容性”和“多样性”，像林这样的受访者也认为这只是“打勾式”的练习，“只是表面上的，没有触及实质。” Tate和Bagguley（2017）指出，许多大学采取的后种族立场，只将种族主义视为显性的和个体层面的现象，而否认了那些制度嵌入的、正常化的、间接形式的“日常种族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反亚裔种族主义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被否认和隐形化。Song（2003）和Yeh（2014）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反亚裔种族主义在英国的种族主义话语中往往被消音，导致亚裔群体的经历和困境被忽视。

在官方行动方面，唐同学（女，本科生，TESCOL）评论说：“他们只是在说那些话，比如对‘种族多样性’的尊重，听起来很好，很体面。”至于像学生会这样的半官方渠道，刘同学评论说：“他们就像政客。只是形式上的。太尴尬了……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东西，但没有做任何真正有用的事情。”因此，一些受访者甚至怀疑追求种族平等是否现实。尚同学（男，博士，经济地理）总结道：“作为少数族裔，我们不可能期待享有与当地人同样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反种族主义可能会在主流的多样性、包容性、文化能力和多元文化主义话语中被稀释（Ladhani & Sitter, 2020）。这种反种族主义的稀释误导了一些大学，将自己视为在抗击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就，而核心的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是反亚裔种族主义，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和撼动（Cane & Tedam, 2022）。

结论与反思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后种族主义视角探讨了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对种族微侵犯的认知、经历和应对策略，从而揭示了英国语境下中针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意识和政策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对种族主义的“不敏感”以及在英国高等教育中的隐形与沉默，表现出与“模范少数族裔”标签相符合的形象，可能进一步证实了在后疫情时代应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必要性，而非否定这一点。

重要的是，我们应将中国留学生视为“被种族化的主体”，而不是“被货币化的客体”。他们面临多种形式的种族微侵犯和歧视，但这些问题常常被其他权力轴线掩盖，并与新种族主义、新东方主义和日常种族主义相勾连。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仅仅关注少数人的“直接”或“极端”形式的种族主义是不够的，这种做法可能会掩盖种族主义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Valluvan, 2016）。

我们的研究体现了进一步重新审视教育倡议、以增强对国际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认识和理解的必要性。这与英国《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的要求、2014年种族平等宪章标志的引入（the Race Equality Charter Mark）以及英国平等和人权委员会（the UK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19年的调查等一系列努力相呼应。该调查发现，英国高等教育部门并没有完全认识到种族歧视的挑战的深度和广度，大学教职员工缺乏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理解、技能和信心”，大学文化本身也必须发生变化，才能解决根深蒂固的问题。英国高等教育部门承认需要改变。在其报告《应对高等教育中的种族骚扰》（Tackling Raci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中，代表英国大学的组织——英国大学（Universities UK）承诺尽其所能来解决人权委员会的建议，并实施必要的措施，以保护学生和大学社群免受种族歧视的伤害。这些保护措施似乎天然地同样适用于英国本地的少数族裔学生和在英国的国际留学生。此外，Campion和Clark（2022）发现，像种族平等宪章标志这样的举措虽然很好，但只实现了逐步变化，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论点。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受访者认为英国大学关注针对本国学生的种族主义，而忽视了国际中国学生。此外，Campion 和 Clark（2022）指出，尽管种族平等宪章标志等举措是积极的，但其影响仅是渐进式的且效果目前看来仍然有限，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观点。Johnson和Lollar（2002）已经证明，为确保多样性而实施的政策也有助于促进学生对当地社会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针对我们上面展示的情况，大学——学生、教职员工和其他社群成员——需要采取行动，防止日常种族主义的正当化，帮助被种族化的个体认识到这不是他们的错，拒绝将种族主义视为正常现象以及对种族化主体的隐形化，呼吁大学教育其所在社区了解亚洲学生的生活现实和挑战，从而使他们变得可见。

本文改写自：Yu, J., Rai, R., Lim, M. A., & Li, H. (2023). The post-racial myth: rethink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racialised microaggressions in the UK. Higher Education, 1-16. 文中的英文引用均由改写者个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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